Feng等、Wang等采用納什協商方法分別研究了動態定價問題和三級報童供應鏈下的采購外包問題。與上述文獻不同，在研究權力結構的同時，兼顧了環境可持續性目標，解決了雙重目標優化問題。此外，還探究了決策者的損失規避行為，與上述文獻以收益最大化企業為研究對象有明顯的不同。最后，以上研究多基于批發價格合同展開，而聚焦于服裝行業，研究了更為復雜的回購合同設計問題。

她有動機定高價搶奪下游收益。此外，納什協商消除了代理商和品牌商之間的雙重邊際效應，這增加了品牌商的訂貨動機。面對更高的訂貨動機，供應商有動機進一步提高的原材料批發價格獲取利潤。面對更高的原材料批發價，代理商和品牌商的利潤空間更小了。但是另一方面納什協商使得雙方的合作程度加深，有利于他們從市場獲得更多的收益。

因此，雙方的收益即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為了比較品牌商的期望收益，需要比較他在兩種策略下的邊際成本和訂單數量。而為了比較代理商的期望收益，則需要比較單位加工費。我們先來比較品牌商的邊際成本。當單位加工費不是納什協商決定，而是由代理商單方面決定時，策略A下的單位加工費低于策略。當品牌商討價還價能力很小時，策略BA下的單位加工費高于策略。


這是因為此時的回購價格較高，回購價格分擔了品牌商的庫存過剩風險,使得品牌商有很強的動機多訂貨。因此，代理商敢于定較高的單位加工費以謀取更多收益。當品牌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較高時，品牌商有能力將單位加工費控制在較小的范圍內以降低自己的邊際成本，從而從納什協商的合作中分得更多收益。

納什協商緩解了三級供應的雙重邊際效應，這也說明品牌商和代理商協商合作增加的收益將部分溢出到供應商。那么，協商合作對雙方的收益之和與策略相比是否能帶來更多收益？為回答上述問題。

在服裝供應鏈中，未售出的服裝存在一定的殘余價值，這也是回購合同存在的內在原因。此外，在剩余服裝被購回的過程中對于品牌商是有成本的。他需要委托物流商將服裝運回代理商，并支付物流費，即逆向物流成本。我們將討論殘余價值和逆向物流成本這兩個重要特征的影響。


我們分析逆向物流成本的影響，我們假設每單位未售出的服裝，品牌商需要支付物流商/的物流費。Z為外生變量，這種情況發生在物流行業競爭特別激烈時，物流商只能以低價提供物流服務，否則訂單將被競爭對手搶走。我們考慮一條由時尚品牌商、服裝代理商和原材料供應商組成的三級供應鏈。

代理商向供應商采購原材料并加工成白板服裝，品牌商向代理商采購白板服裝并貼上自己的品牌標簽進行銷售。代理商和品牌商之間采用回購合同交易并通過納什協商決定回購價格和服裝批發價格。由于原材料已加工成成品無法退換，因此代理商和供應商之間簽署批發價格合同并且原材料批發價格由供應商決定。

首先分析了品牌商的討價還價能力對決策變量的影響。我們發現服裝批發價格和回購價格均隨品牌商討價還價能力的增加而減少。說明品牌商在面對降低庫存過剩風險和削減采購成本的權衡時選擇了后者。拓展部分，我們探討了逆向物流成本和服裝殘值對回購價格和供應鏈可持續性的影響。我們發現這兩個因素的存在均使回購價格提高，但前者提高了供應鏈的可持續性而后者降低了可持續性。


歐盟委員會的報告顯示，服裝行業作為世界第二大產業，占據了世界出口總額的7%。進出口規模的增加，加快了服裝產品的國際性流通，這使得服裝行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成為各國關注的全球性問題。例如服裝生產過量導致的碳排放量激增等。

在當前中國的進出口方式發生轉變的背景下，服裝行業經濟收益和可持續性發展的沖突尤為尖銳，這表現在服裝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在生產、采購、物流等環節嚴重依賴資源投入和能源消耗，由此導致服裝行業發展和環境承載力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些與可持續性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是阻礙服裝行業競爭力提升、制約服裝行業轉型升級的核心要素，成為各國制定環境政策所關注的重點領域。

服裝產品的多樣性導致了顯著的需求不確定性。據報道，“滿足消費者需求”被列為服裝行業的五大商業挑戰之一。面對波動明顯的市場需求，品牌商往往會訂購數量超過實際需求的服裝數量以保證供應。過度的訂貨數量將導致上游制造商的生產過剩，也會造成品牌商在實際需求較小時的大量產品剩余，破壞供應鏈可持續性。


如果品牌商對服裝的需求預測以及庫存管理能力較弱的話，則傾向于采購較小的服裝數量，這將導致上游制造商的銷售目標無法實現。為了刺激品牌商采購更多的服裝，制造商通常會提供回購合同。銷售期之后，制造商將從品牌商處回購未售出的服裝。回購合同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需求不確定性，促進了品牌商訂貨。當實際需求較小時，品牌商增加的訂貨數量反而造成更多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從這個角度而言，回購合同是一把提高經濟收益、降低供應量可持續性的雙刃劍。采購作為服裝供應鏈的核心職能，展現出對供應鏈可持續性影響的巨大潛力。例如，美國服裝工業協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89%的受訪者表示產品可持續性問題和企業的采購決策有著極其重要的聯系。采購影響著企業的定價、產量和訂貨數量決策，采購結構的調整可以實現供應鏈可持續性的提升。

服裝品牌商普遍將原材料的采購外包于諸如利豐、怡亞通等物流服務例如，知名服裝品牌商CalvinKlein和TommyHilfiger均將采購業務完全外包于利豐。在中，我們稱這種策略為策略。品牌商委托物流服務提供商同時處理采購以及物流服務。另一些服裝企業進行采購自控而將物流功能外包于物流服務提供商，如KateSpade將物流業務外包于利豐。


我們稱這種策略為策略，策略之下，品牌商與服裝制造商建立直接采購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服裝品牌商在確定采購外包結構時的首要目標是期望收益而非供應鏈可持續性的最優化，即存在著收益和可持續性之間的目標偏離。以往的文獻研究發現，環境政策的介入可以有效管制企業的運營策略，進而提升整條供應鏈的可持續性。

在此基礎上，通過政策引導進行企業收益和供應鏈可持續性的雙重目標協調是值得探討的話題，這拓展了以往文獻中僅關注政策和供應鏈可持續性的研究。具體而言，可以施行兩種環境政策：對企業材料及能源的過量使用進行限制或征收；對公司的可持續性決策和運營進行激勵或補貼。

對于前者，典型的例子如碳排放政策；對于后者，典型的例子如環境補貼政策。聚焦于碳稅征收和綠色補貼的環境政策，分別研究這兩種環境政策對服裝品牌商的生產和采購決策、供應鏈結構和可持續性的影響。


何種采購外包策略可以為服裝供應鏈中各成員帶來更好的經濟收益？何種采購外包策略具有更好的供應鏈可持續性？碳稅征收和綠色補貼的管制政策是否可以影響品牌商的采購策略偏好并提高可持續性？

我們考慮一條由服裝制造商、時尚品牌商和物流服務提供商組成的典型服裝供應鏈。品牌商從制造商采購服裝，物流商為品牌商提供物流與倉儲服務。品牌商有兩種典型的采購外包策略：品牌商自己向供應商采購服裝并讓物流商提供運輸服務，我們稱之為策略；或者品牌商除讓物流商提供運輸服務外還委托物流商處理和供應商之間的采購過程，我們稱之為策略。

銷售季節結束后，未賣出的庫存將以每單位回購價格b被制造商購回注。展示這兩種采購外包策略。我們采用Wang等中的決策次序，即制造商和供應商同時決定各自的服裝批發價格以及單位物流費，隨后品牌商根據服裝批發價格和單位物流費決定訂單數量。